隨着《網絡安全法》的推行，曾經相對自由、寬鬆、隱匿的互聯網空間就此一去不返，大陸的自由化表達和抗爭行動也由此會逐漸失去這唯一的平台。
2015年8月5日，是《網絡安全法》徵求意見截止日，這也意味着，在不久的將來，《網絡安全法》將正式出台，從已有的草案中，若干條款已經引發高度關注，該草案強調網絡主權是國家主權在網絡空間的體現和延伸，將「維護網絡空間主權和國家安全」作為立法宗旨，賦予了管理部門近乎無限的管理權能，引發了「中國將建立國家互聯網」的聯想。
該草案將網絡運營者作為第一責任人，提出了巨細無遺的規定，尤其在網絡安全部分，網絡運營者有處置違法信息的義務（草案第四十條）、發送電子信息、提供應用軟件不得含有法律、行政法規禁止發布或者傳輸的信息（草案第四十一條）、偵查機關依照法律規定，可以要求網絡運營者提供必要的支持與協助（草案第二十三條），等等。此外，該草案賦予有關主管部門處置違法信息、阻斷違法信息傳播的權力（草案第四十三條），甚至「依法斷網」（草案第五十條）。
最令普通網民關注的，則是草案同時規定，確立決定規定的網絡身份管理制度即網絡實名制，以保障網絡信息的可追溯（草案第二十條）。由此，從賦予管理部門超級權能、強化網絡運營者全面責任和義務，以及對網絡個人用戶的實名監控這三個方面入手，形成了一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嚴密管制的網絡空間。
《網絡安全法》草案的如此面貌，並不出人意外，近年來，北京強化了對於網絡的管控，兩年前聲勢浩大的「清網行動」，尚在人們的記憶當中。在當局眼裏，對於互聯網的管控，不僅具有一般社會管理的意義，還涉及到所謂國家安全也就是政權穩定，具有最為重要的戰略意義。在筆者看來，網絡安全對於當局如此重要，與極權體制採用市場化的社會後果有關，極權體制一方面需要引入市場化以提高存續能力，一方面又必須面對市場化社會後果可能具有的顛覆性效應，網絡空間則為這一顛覆性效應提供了最為可能的產生平台，從而成為統治者必欲徹底控制的對象。
在市場化改革前的既有極權體制下，體制之外並無所謂社會，不僅一切資源、信息和人身的流動處於體制的絕對控制之下，以單位制與公社制為基本社會單元，所有個體均被納入體制的直接管理乃至人身控制，體制也因此獲得了超乎尋常的穩定性。當然，這樣的體制也因此會失去活力，陷入到普遍的停滯乃至匱乏之中，而這種狀況的存續，不僅會持續擴大與自由陣營在經濟、科技，以及軍事上的絕對差距，也會引發包括統治群體內部成員在內的普遍不滿，從而削弱體制的活力，在極端情況下，還會威脅到體制的存續，蘇聯東歐的巨變，就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這一點。在這個意義上，中國大陸對於市場化的引進，可以看作是體制的自我修補的提升，引入市場化，從根本上是為了克服既有體制下普遍的停滯乃至匱乏，縮小與自由陣營在經濟、科技、以及軍事上的絕對差距，以提高專政體制的活力和存續可能。
應該說，大陸30多年來的市場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統治者的意圖：市場化帶來了經濟發展，克服了普遍的停滯和匱乏，也確實縮小了與自由陣營在經濟、科技、以及軍事上的絕對差距，這也是當前所謂「三個自信」的基礎，這一表述也說明，市場化改革自始至終都從屬於維持專政體制這一根本目的，而不是如某些樂觀者所期待的那樣指向體制的進一步轉型。不過，儘管收穫了上述成果，對於維持專政體制這一目的而言，市場化帶來了新的挑戰：
首先，市場化需要資金、信息和人員的自由流動，也就需要給予社會成員以相應的人身權利、經濟權利、文化（消費）權利，必然帶來單位制和公社制的解體，也使得廣大社會成員脫離了體制的直接管理和人身控制，其次，市場化產生了新的利益格局，形成了新的社會群體，各種利益訴求和權利訴求此起彼伏，根據不同統計口徑的群體性事件直線上升，最後，市場化和對外開放，也不可避免地刺激了新興社會階層的權利訴求，促成了自由化思想觀念的流行，擴大了對於現行體制根本質疑的社會基礎。
上述變化，一方面給當局帶來了無盡的「維穩」壓力，在另一方面，也形成了一個令當局始終拋卻不下的根本擔憂：不受直接管理和人身控制的天量人群，天然地有着與既有體制相對立的利益和權利訴求，對於自由化思想觀念有着天然的親和力，一旦出現特定的經濟和社會條件或者說危機狀態，該人群的上述特徵和傾向，完全可能轉變為針對體制的根本質疑，形成具有顛覆性的社會運動。這一根本擔憂，伴隨着整個市場化過程，當下日益剛性化和網格化的維穩體制，正是這一擔憂的產物。
相對自由、寬鬆、隱匿的互聯網空間的存在，則為這一可能提供了合適的平台，也因此成為了北京的眼中釘。一方面，大陸並無所謂言論自由，各種媒體平台依舊處於當局的直接擁有和控制之下，互聯網也因此成為各種自由化思想觀念傳播的最重要平台，另一方面，大陸也無所謂結社自由，不可能存在任何正式反對組織，互聯網空間尤其是最新的社交工具，為各種非正式的聯結乃至抗爭網絡，以及相應的抗爭行動提供了便利，在當局眼裏，互聯網是不受直接控制的人群與自由化思想觀念的重要、甚至是唯一的聚合平台，不僅如此，一旦出現特定的社會條件，對體制的根本質疑廣泛湧現，互聯網也是唯一可能的呈現平台，並可能成為顛覆性社會運動的動員平台，也因此，對於體制來說，互聯網的存在，更像是「萬惡之源」。
近年來，北京通過一波又一波的打擊，對基於互聯網的各種觀念傳播和抗爭行為進行持續打壓。這一打擊首先針對的已經浮現出來的積極分子，通過現實的網格化維穩體制，也通過持續的網絡清除，對積極分子進行全面管束壓制，如最近的7.10律師劫。經由數年來的持續打壓，已經極大地消除了任何有組織抗爭的發展可能；也因此，在當局眼裏，經由有組織抗爭的擴大，進而形成顛覆性社會運動的可能性，已經降到了最低。
可是，僅僅消除掉有組織抗爭的威脅，並不能讓北京高枕無憂，即使消除了有組織抗爭形成顛覆性社會運動的可能，也依然存在特定經濟和社會條件下，出現大規模突發聚集，進而形成顛覆性社會運動的可能，而在這樣的運動當中，互聯網空間和工具依舊是最為重要的存在，互聯網空間以其即時性和覆蓋面，提供了最大的爆炸性和顛覆性。對於當局來說，如果能夠取消掉這一存在，則不啻是買到了最終的保險，或者說完成了政權安全的最後一塊拼圖，而這也正是《網絡安全法》出台的根本原因，草案內容也完全展示出了北京的用心：
強調網絡主權是國家主權的體現和延伸，是為了阻斷境外信息的流入，消除對於大陸民間抗爭和社會運動的聲援和支持；強化網絡運營者的責任和義務，則是為了全面清除對於體制的根本質疑聲音，消除各種異議表達和抗爭行為的存在，最後，網絡實名制取消了互聯網空間的隱匿特性，有助於將積極分子和根本質疑者識別出來，並徹底清除出互聯網空間。不難設想，隨着《網絡安全法》的推行，曾經相對自由、寬鬆、隱匿的互聯網空間就此一去不返，大陸的自由化表達和抗爭行動也由此會逐漸失去這唯一的平台。而即使出現特定的經濟和社會條件，北京也能夠防止互聯網空間成為人群與觀念的聚合平台，從而降低大規模突發聚集出現的可能，防止互聯網空間成為顛覆性社會運動的策源地，所謂的「依法斷網」條款，更描繪了這一確鑿無疑的前景。
從維持專政體制的用心來看，《網絡安全法》的推行已無任何懸念，自正式進入中國大陸以來，相對於原有的社會管制空間，互聯網一直被看作相對自由、寬鬆、隱匿的虛擬空間，並曾經被寄託過「改變中國」的想像，而根據《網絡安全法》草案，一旦該法實施，這一虛擬空間勢必與既有的實體空間同樣受到嚴密管制，曾經有過的浪漫想像也將隨風而逝去。失去網絡這一重要甚至是唯一平台之後，未來中國的民間抗爭會呈現怎樣的面貌？沒有了互聯網這一觀念和人群的聚合平台，在特定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下，人群的大規模突發聚集會出現怎樣的行為模式？所有這一切都很難有現成的答案，但無疑，《網絡安全法》的推出，將首先帶來互聯網空間的逐步沉寂，迎來一段難熬的冰河期，而所有這一切，也勢必深深地影響乃至改變未來中國的社會進程。
（莫之許，青年學者，獨立評論人）